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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清初中期文学家) 发布于:

方苞(1668年5月25日—1749年9月29日),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汉族,江南桐城人, 生于江宁府,清代文学家。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方苞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考中进士,因母亲生病而归家,未出仕。康熙五十年(1711年)因戴名世《南山集》案被牵连入狱。赦出后隶属汉军旗籍,入值南书房。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时期,赦出旗籍,重归汉籍。累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时期,再入南书房,任礼部右侍郎、经史馆总裁等职。乾隆七年(1742年),辞官归家。乾隆十四年(1749年),方苞病逝,年八十二岁。

方苞为学以程、朱为宗,提倡写古文要重“义法”,追求道与文并重。他以简严精实的文风,在“义法”理论指导下,把古文写得清新雅洁、自然流畅,并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在清初文坛独树一帜。 方苞的思想在后世发展出了“桐城派”散文,方苞也因此与姚鼐、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概述图来源:

方苞(1668~1749)的先祖于宋元之际从安徽休宁迁居桐城。方苞是明朝义士方法之后。

康熙七年四月十五日(1668年5月25日),方苞生于江宁府六合县。方苞自幼家境贫寒,但十分聪明,相传方苞四岁能作对联,五岁能背诵经文章句。

方苞六岁时随家由六合县迁到江宁县旧居居住,仍保留桐城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方苞十六岁,随父回安徽桐城参加科举考试。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方苞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方苞文章是“韩(愈)欧(阳修)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方苞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但接着又两应会试而落榜。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方苞第三次应礼部试,考取进士第四名。但因母亲生病,回乡,未应殿试。

参见:南山案

康熙五十年(1711年),副都御史赵申乔弹劾戴名世所著的《南山集》《孑遗录》里有大逆不道的话,弹劾的奏章里涉及到方苞的族祖父方孝标。戴名世和方苞是一个县的人,也擅长古文,方苞曾为他的文集作序,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押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方苞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案件审结,戴名世判斩首。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始得清圣祖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赦出后隶汉军旗籍,以白衣之身入南书房,作清圣祖的文学侍从 ,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御制《乐律》《算法》等书。 清圣祖使方苞由刑部狱进南书房,但只是“宽宥免治”,并非是认定方苞无罪。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六月,皇帝命令方苞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

清世宗即位后,对以张廷玉为代表的桐城学人非常信赖,垂爱有加。这也使方苞的政治处境较康熙朝有了进一步改善 ,方苞和其他因戴名世案入旗的人被解除旗籍,仍然归原籍。

雍正二年(1724年),方苞回归故里安葬母亲。

雍正三年(1725年),方苞返京,和此前一样入直南书房。

雍正九年(1731年),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

雍正十年(1732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

雍正十一年(1733年),方苞再次升迁,任内阁学士,但方苞以腿脚不利为由推辞不受。清世宗命方苞专门负责修书,不必到内阁治事。后充任《一统志》总裁。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

乾隆元年(1736年),充《三礼义疏》副总裁。再次入南书房,提升为礼部侍郎,方苞仍然以腿脚不利为由推辞,但清高宗留下了他,命令方苞免随班行走。又命令方苞教习庶吉士,方苞坚请请求解除侍郎之任,获准,仍以原衔食俸。

同年,清高宗命方苞选录明代及当朝诸位大家的作品,并加以批评,作为学子写作的标准。书成后,命名为《钦定四书文》。

雍正年间,方苞曾上书说:“常平仓的米谷按定例储存七成,卖出三成。南方各省地势低,多潮湿,存粮卖粮多少,应当因地制宜,不一定拘泥定例。年成不好,米价昂贵,有关部门请示上级,按既定价格卖米,没有上级命令,不敢擅自行动。从此之后,各州各县遇到粮价贵时,应当立即下令按既定价格卖米,然后再详细地汇报上级。粮食存在仓库里会因老鼠偷吃而消耗,数量会有减少,运送粮食要花运费,卖米买米看守粮仓要支付人工伙食费用。春天粮价高时卖粮,多出来的钱就留下来充当以上各种费用。廉洁有能力的官吏,在秋天买进的粮食价格低,得到的谷物多,应当让他们详细注明另外存放,以备荒年开仓赈灾。”清世宗把方苞的意见交给有关部门商议实行。

方苞又曾说百姓生活日益匮乏,请求禁止酿酒,禁止种烟草,禁止粮食出洋,并且让州县的副职官员督促老百姓种植养殖,当地士绅帮忙疏浚河道。

方苞还请求改变积久的陋习,举荐人才,上书说:“皇上应当按时接见大臣,分辨忠奸好坏。那些忠诚无私的朝内九卿大臣,朝外封疆大吏,让他们各自举荐了解的人。先让那些人做事,破除照顾亲近之人和徇情之事,制裁贪赃枉法,对那些任职很久有好名声政绩的,赐给他黄金布帛,加官晋爵。尤其是因为六部各有职责,必须谨慎选用州县长官和副职,让他们能教导好下属,按时进退,那么普通官员都会努力勤奋的。”

乾隆元年(1736年) ,方苞上书说:“救荒工作应该预先准备。夏末秋初之时,是发大水还是干旱,已经能看到十分之八九了。按照旧有惯例,上报灾情必须等到八九月之后,受灾百姓从早晨已经等不到晚上了,可官员上奏再得到救灾命令,动不动就要经历数旬。请求今后遇到水灾旱灾,五六月份就按实情上报。”乾隆帝发到有关部门商议,因为五六月份报灾考虑到虚浮不真实,不能实行。

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 ,方苞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

乾隆七年(1742年)春 ,方苞因病告老还乡,清高宗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

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1749年9月29日),方苞病逝于江苏上元(今南京),年八十二岁,葬于江苏六合。

参见:义法说桐城派

方苞为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义法”说是方苞文论思想的核心,也是桐城派文论形成的基石。

“义法”一词出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方苞借之以说文, 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合起来的意思就言之有物而文有条理。分开来说,“义”指文章的内容,“法”指文章的作法,包括形式、技巧问题,如布局、章法、文辞等。两者的关系是义决定发,而法则体现义。这种依法说讲求的就会在文章作法上要既有内容的充实,也要有形式的前后得当,用语要简洁凝练,行文要重于文法,能够将“义”与“法”相互结合,即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做到言简意赅。

在“义法”说的基础上,方苞提出,语言的纯洁问题,即“雅洁”说,并提出“清真”“古雅”“气”三个概念, 并将它们与“义法”相关联。“清真”是对文章的内容一一义的要求,“古雅”是对文章形式——文辞的要求,而“气”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而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则存乎气”,“气”则贯通“理”、“辞”二者。

方苞在散文创作上要追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清新典雅,言辞简约,在行文论述中没有冗杂的成分。同时,方苞的“清真古雅”的散文创作风格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相互联系,逐步形成他自己的散文创作主张。

方苞在《再与刘拙修书》中,反对黄宗羲、颜元的反程朱理学的思想,持论严而拘,但能适合清朝巩固思想统治及文风的需要,所以其说得以流行,影响颇大。

此外,方苞有些作品如《狱中杂记》,反映了封建司法制度和监狱管理的残酷与黑暗;《送冯文子序》《送吴平一舅氏之钜鹿序》《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札子》《请备荒政兼修地治札子》,反映了一些州县吏治黑幕及民生疾苦,较有现实意义。但不足之处是感情比较淡泊,形象性不强,气魄不够宏大。文章泥古太过,戒律太严,语言避忌太多,虽觉妥当自然,终乏活气。但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读方氏文者,取其长舍其短可也。

方苞的文学思想对于后来桐城派的理论学说形成提供了范例和准绳,也开启了桐城派理论创设的大门,为桐城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

方苞的传记文学有238篇,约占其文集的一半以上。其中以“传”标名的就有15篇,而且他的众多墓志、碑文中,应酬之作少,多为有感而作,寄寓了传记作家的理想和人格。总起来看,方苞的传记文学具有以下特点:

讲究“义法”,文风雅洁

方苞主张传记文学要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做到思想性与表现手法的统一。从“义”的角度分析,方苞的《望溪文集》表现了太多的忠孝、仁义等封建伦理,这是不足取的,但他的传记文学中也有着较强的民族情绪,其中重名节,体恤民情,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还是颇有现实意义的。《田间先生墓表》塑造了一位当众“溲溺”阉党御史某的狂狷之士田间先生;《石斋黄公逸事》则对传主黄道周的守礼不乱于色的人品和从容殉国以成仁的精神给予深深的礼赞。

从“法”的角度分析,方苞的传记文学呈现出精致“雅洁”的美学风格。这是与方苞的文学主张相一致的,他在文章中多次强调传记文的“雅洁”之美:“子厚以洁称太史,非独辞无芜累也,明于义法,而所载之事不杂,故其气体为最洁也。” 这里的所谓“明于义法”,就是要明确的抓住创作特征,以凝练简洁之笔,用典型事例来刻画人物性格并表现主旨。如《陈驭虚墓志铭》,塑造了一位性豪宕、喜声色而嘲权贵、恤百姓的医生形象。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法,增加了作品的对话性。四个精心选择的事件:治病、抗诊、拒官、求死,层层展开,环环紧扣,文约而旨丰。

以文运事,形象生动

以文运事是指注重传主的形象塑造,这是我国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之一。钱钟书先生指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然而这种“踵事生华”的传记创作方法,随着文史分家以及诸多原因所致,却渐渐被忽略了。难能可贵的是,方苞在他的传记文学创作中,较恰切地承继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官文化传统。以《左忠毅公逸事》为例略作说明:

在方苞撰写《左忠毅公逸事》前,以左光斗为传主的传记已有左光先的《枢辅史公传》、戴名世的《左忠毅公传》等。他们叙写的“史可法入狱访师”一段,情节大致相同,亲身入狱见左光斗的史可法本人记为:逆琐陷师于狱,一时长安摇手相戒,无往视者。法不忍,师见而颦蹙口;“尔胡为乎来哉?”左光先的《枢辅史公传》变化为:“予已至此,汝何故来死。”到了戴名世的笔下,则为: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日:“道邻,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自吾被祸,门生故吏,逆党日罗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难,殉胫胫之小节,而樱奸人之锋。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

方苞叙写此事时,更是深受司马迁影响,“踵事生华”,写得奕奕有生气:

“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屡,背筐,手长铲,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岀。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正是由于方苞运用了“踵事生华”的笔法,远承了中国传记的美学渊源,使得左光斗的形象进入了中国传记文学史的名家画廊。

不拘文本,有感而作

方苞的墓志碑铭多能够不拘文本,有感而作,表现了强烈的主体色彩,例如《亡妻蔡氏哀辞》《陈驭虚墓志铭》《弟椒涂墓志铭》等都是如此。

《弟椒涂墓志铭》善于以家常琐事来抒发感情,传中写道:

“自迁金陵,弟与兄并女兄弟数人皆疮痛,数岁不廖,而贫无衣。有坏木委西阶下,每冬日,候曦光过檐下,辄大喜相呼,列坐木上,渐移就喧至东墙下,日西夕,牵连入室,意常惨然。兄赴芜湖之后,家益困,旬月中,屡不再食。或得果饵,弟托言不嗜,必使余啖之。时家无僮仆,特室在竹圃西,偏远于内,余与弟读书其中,每薄暮,风声萧然,则顾影白恐,按时弟必来视余。”

这里,方苞选取了他与小弟生前在一起生活的情景:逐日就喧,以果啖兄,陪坐特室等。初看起来这些情节微不足道,实则表现出作者对手足之情的礼赞。

王源:(评方苞文为)“宋以后无此清深峻洁文心”。

姚范:望溪文于亲懿故旧之间,隐亲恻至,亦见其笃于伦理。

尹会一:方望溪先生素习经济之学,着周官余论十篇以见志。虽不必尽可见之施行,但治不法三代。张子以为,苟道倘得其人,因时因地以制宜,堪为太平之策,固有断断不易者矣。(《健余扎记》)

姚鼐:阅太史公书(《史记》),似精神不能包括其(方苞)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与陈石士书》)

袁枚:(早年评方苞文与王渔洋诗)“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仿元遗山论诗》)

《清史稿》: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於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钱穆:清代桐城三祖的方望溪,他的文笔很可作小品,但终嫌太规矩,太严肃。(《中国文学论丛》)

钱钟书:(评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左忠毅公传》)盖望溪、南山均如得死象之骨,各以己意揣想生象,而望溪更妙于添毫点睛,一篇跳出。(《谈艺录》)

方苞幼年时聪颖过人,四五岁能对对子、诵章句,七岁读《史记》,十岁开始读经书古文,皆能背诵。一天,方苞在野外玩耍,时值乡村五月农忙时节,男女老少在田野拔秧、插秧。田头一个拔秧的农夫一边用稻草捆秧,一边念道:

“稻草扎秧父抱子。”

方苞听了,伫足田头。农夫见是一小孩站在这里,口里又念了刚才的一句,笑着问方苞:“你能对出下联吗?”方苞认真寻思,自言自语道:稻草,父也;秧,子也。他举目然后前望,见不远处的竹林里,几个妇女正把竹笋投入竹篮里,他眉毛一扬,自信地点点头,高声对道:

“竹篮装笋母搂儿。”

农夫惊喜不已,夸方苞真是个“神童”。

清圣祖(康熙皇帝)微服私访,在骆马湖镇上的茶馆里结识了欧阳宏,引入驿馆里吃酒倾谈。聊至“东宫洗马”的笑话,聪明过人的欧阳宏马上就敏锐地觉察到面前这位慈祥和善的老者,可能就是当今皇上。圣祖见其神色,大惊,想到“这个面目丑陋的老人天分极高,怕再顺着这个“洗马”的题目说下去,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圣祖连忙把张廷玉叫来,把话岔开了。

圣祖和张廷玉通过聊天的方式,考察这个欧阳宏的学问,发现其学问渊博,才思敏捷,不管是什么事都有独到的甚至是惊人的见解。圣祖心中暗赞:“好一个鸿学大儒啊,比起高士奇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可惜年龄大了点儿,不然的话,朕倒要启用他了。”后来还是启用了。圣祖发现,这个欧阳宏原来就是方苞。方苞因戴名世的《南山集》获罪,废为平民,流落民间。圣祖发现后,不拘一格,将其以布衣身份录入上书房。能在上书房行走的人,屈指可数,人以宰相身份待之。

方苞擅长古文,但李绂对此不以为然。方苞曾携他所作的曾祖墓铭给李绂看,李绂才看了一行,即还给了方苞。方苞很生气,说:“我的文章竟然不值得你过目一下吗?”李绂说:“确实是这样的”。方苞更加生气,请求让他解释其中的缘由。李绂说:“当今的县名称中含有‘桐’字的有五个,桐乡、桐庐、桐柏、桐梓,不是只有桐城一个。把桐城简写为桐,后世谁知这指的是桐城?这件事不说清楚,何谈文章呢?”方苞沉默了很久,但最终不肯更改。

家系

辈分

关系

姓名

简介

先辈

高祖

方大美

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曾任太仆寺少卿。

曾祖

方象乾

明恩贡生,曾任按察司使,充岑西左江兵备道,明末,因避乱寓居江宁(今南京)。

祖父

方帜

字汉树,号马溪,为岁贡生,先后出任芜湖县学训导,兴化县学教谕。

方仲舒

字南董,号逸巢,为国子监生。家境日落,后入赘江苏六合县留稼村吴勉家。

兄弟

方舟

字百川。方苞尝称方舟以制举之文名天下。

方林

——

子嗣

方道章

——

方道兴

——

(方苞家系参考资料:

学生

方杓、张尹、雷鋐、陈大受、刘大櫆等。

方苞著有《望溪先生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集外文补遗》2卷,戴钧衡将其合编为《方望溪先生全集》,有咸丰间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戴氏刊木、《四部备要》排印本。

另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还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方苞所作名篇有:《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

合肥市安徽名人馆内,有方苞及桐城派另外两位代表人物刘大櫆、姚鼐的雕塑。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九·经部十九》

《清史稿·卷二百九·列传七十七》

《清史稿·志八十三·选举三》

《清稗类钞》

《方望溪先生年谱》

当代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著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第十五回:全大局诺敏拟腰斩 求贤能名儒入机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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