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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灿(明代戏曲家) 发布于:

邵灿,明代戏曲作家。字文明,一字宏治。江苏宜兴人。生员。生卒年不详。根据邵灿所著《香囊记》有“因续取《五伦全备》新传,标记《紫香囊》”一语,而《五伦全备记》作者丘濬为景泰五年(1454)进士,可以推断邵灿也当生活于景泰、弘治间。约生活于明成化、弘治年间。

据明万历《宜兴县志》和清嘉庆《宜兴旧县志》所载,邵灿广学博闻,志意恳笃,喜词赋,晓音律,尤精于弈。少习举子业,但未应科举考试,一生布衣以终。著有《乐善集》和传奇《香囊记》。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因此,曲坛上出现了许多宣扬封建传统道德的传奇作品。而这些作品大都出自封建士大夫之手。邵灿的《香囊记》便是这类作品的代表。邵灿《香囊记》可谓开风气之先。昆山腔在魏良辅改革主要是因为明清剧坛上盛行昆曲,所以造成了这种深远的影响。

在邵灿和丘濬的影响下,教化传奇戏曲的创作成为当时剧坛的一股主流。当然,丘濬以当朝重臣的地位,邵灿以文人学士的身份,来创作“下里巴人”的传奇戏曲作品,把传奇戏曲引入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圈里,这对于提高传奇戏曲的地位,扩大传奇戏曲的影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香囊记》写的是宋代张九成与妻、母、弟悲欢离合的故事。终场 诗概括全剧内容为:“忠臣孝子重纲常,慈母贞妻德允臧,兄弟爱慕朋友义,天书旌异有辉光。”在思想上,紧步丘濬的《五伦全备记》的后尘,宣扬封建礼教。结构松散,情节芜杂,许多重要关目几乎都是模仿前人的剧作。剧中一些人物的唱词,多用《诗经》和杜甫的诗句写成,宾白亦多文语,成为明代剧坛上“以时文为南曲”的代表作之一。这种卖弄学问才情、追求典雅工丽的风气,开了明代戏曲史上骈丽派的端绪。《香囊记》一出现,即被当时的封建文人赞颂为能“正人心、厚风俗”的“大雅”之作,刻本甚多,流传广泛,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邵灿所作《香囊记》,明确宣称自己的创作是在于发明经义,为了教忠教孝。文辞上则追求骈俪,是明代传奇中骈俪派的始作俑者。

《南词叙录》明代戏曲作家、评论家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指出:“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甚于今。”

《香囊记》立意既沿袭《五伦全备记》的封建伦理的陈腐说教,关目又多与《琵琶记》、《拜月记》雷同。加以曲文多套用现成诗文,唯求华丽,因此历来论者对它颇多讥弹。《南词叙录》指出,该剧作者“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

徐复祚《曲论》在批评其以诗语作曲时也指出:“丽语藻句,刺眼夺魄,然愈藻丽愈远本色。”不过,这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却得到另外一些文人的赏识,吕天成《曲品》甚至称赞它“词工白整,尽填学问”,于是争相效仿,至嘉靖,万历年间,《玉玦记》,玉合记》和《昙花记》等作品出现,终成气候。这就是戏曲史上的骈俪派。邵灿的《香囊记》实为这一派之滥觞,通常也被认为是骈俪派的代表作。

《南词叙录》指出,邵灿专学杜诗,可见在诗文创作上属于现实 派。现实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客观性较强。它提倡客观地、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自始就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和特色,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而发展变化。在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主要倾向是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比较自觉的文艺流派,现实主义通常是指19世纪30年代以后在欧洲文学艺术中取代浪漫主义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主要文艺思潮和运动。也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实主义作为文艺流派,形成于文艺复兴时代,或始于古希腊时代,并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即所谓“古代现实主义”、“文艺复兴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现实主义”、19世纪现实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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