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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终 发布于:

杨终,字子山,东汉蜀郡成都人,13岁任郡小吏,后于京师受业,显宗时期,为校书郎。后永元十二年,病故。

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十三岁时,做郡小吏,太守认为其才很奇特,派他到京师学习,学《春秋》。显宗时,召他到兰台,拜为校书郎。

建初元年(76),大旱,谷价昂贵,杨终认为广陵、楚、淮阳、济南等处的牢狱,充军的人达万数,又远屯于绝域,官吏百姓怨旷的甚多,于是上疏道:“臣听说‘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意译“:优待善良的人应延及子孙,惩罚为恶的人应只限其自身,不可延及后代。”)百王常典,不变的道理。秦朝政治残酷厉害,违背上天之心,一个人有罪,连累到三族(父族、母族、妻族)。高祖平定乱世,约法三章。

汉文帝极仁慈,除去收孥之律(即妻孥受累)。万姓廓然,蒙受再生之福,恩泽达到昆虫,功绩垂于万世。陛下圣德英明,德被回表。今以连年干旱,灾疫不止,自奉菲薄,广泛访问得失,即使三代的隆盛,也不过如此,不能再增加了。臣私下查《春秋》记载的水旱之变,都应暴急,恩惠不下流。自永平年间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追,互相牵引,掠考犯人,冤及无辜,家属充军。加以北方讨伐匈奴,西方开拓三十六国,连年服役,转输耗费很大。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百姓怀念家乡,怨恨结在边域。

《传》说‘:安土重居,谓之众庶。’(即安土重迁,是百姓的习惯。)从前殷代人民近迁到洛邑,尚且埋怨,何况离开肥沃的中原土地,到不毛之地的荒原呢?并且南方暑热潮湿,障毒互生。愁苦的百姓,足以感动天地,移变阴阳了。陛下留心观察,救救百姓吧。”书奏上,肃宗将奏章交给臣下讨论。司空第五伦也赞同杨终的意见。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人与第五伦辩论,认为移民之法施行已久,孝子没有改父之道的权力,先帝所建制度,不应回异。杨终又上书道:“秦代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思改革,终于失掉天下。所以孝元帝放弃了珠崖之郡,光武帝断绝西域之国,为的是不用远夷换我中国。鲁文公毁泉台,《春秋》讥笑道‘:先祖为之而己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为的是对百姓无妨害。
  襄公作三军(即三卿),昭公舍弃中军,君子以为是复古,认为不舍弃就有害于民。现在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不还,不是天意。”皇帝听从了,迁还那些流放之人,全部停止屯边的办法。杨终又说:“宣帝广泛征召郡儒,论定《五经》在石渠阁。当前天下太平无事,学者得以完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应照石渠旧例,永为后世的法则。”于是诏诸儒在白虎观论考同异。碰上杨终因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认为杨终对《春秋》很有研究,学术上多独特见解,上表请求,杨终又上书自我表白,即日赦免,于是得以参与白虎观。后来受诏删削《太史公书》为十多万字。当时太后之兄卫尉马廖,谨慎笃厚自守,不训诸子。杨终与廖友情甚善,写信劝廖道“:我听说尧、舜的百姓,可以比屋得到封赠;桀、纣的百姓,可以比屋得到诛杀。为什么呢?尧舜为之提防,桀纣示之骄奢的缘故。《诗经》上说‘:皎皎练丝,在所染之。’(即墨子说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意思。)上智下愚,不可改变,中庸之疏,要在教而化之。《春秋》上记载晋侯杀太子申生,直称晋侯,表示厌恶,就因为他失教缘故。《礼记》规定,人君之子年八岁,替他设少傅,教之书写计算,以开其智慧;十五岁设太傅,教之经典,以引导他立志。汉朝兴起,诸侯王不致力于教诲,多触禁忌,所以有亡国之祸,而缺乏嘉善的称号。今君位置尊贵,海内寄予厚望。难道不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为警戒么!黄门郎年幼,血气方盛,既没有长君的退让之风度,而要结交轻狡无行之宾客,放纵而不教诲,视成任性,鉴念过去的教训,可令人寒心。君侯应该以临深渊履薄冰为戒。”马廖不采纳。儿子马豫后因悬书诽谤犯罪,马廖回到封地。

杨终之兄杨凤为郡吏,太守廉范被州所考核,派杨凤候杨终,杨终替廉范游说,被充军到北地。皇帝东方出巡,凤凰黄龙并集,杨终赞颂嘉瑞吉祥,上述祖宗之大业,共十五章,奏上,诏免罪回故乡。

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字。

《后汉书卷四十八 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

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建初元年,大旱谷贵,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乃上疏曰:

臣闻“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违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乱,约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万姓廓然,蒙被更生,泽及昆虫,功垂万世。陛下圣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广访失得,三代之隆,无以加焉。臣窃桉《春秋》水旱之变,皆应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冤滥,家属徙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传曰:“安土重居,谓之众庶。”昔殷民近迁洛邑,且犹怨望,何况去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乎?且南方暑湿,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移变阴阳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济元元。

书奏,肃宗下其章。司空第五伦亦同终议。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难伦,以施行既久,孝子无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终复上书曰:“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易我衣裳。鲁文公毁泉台,《春秋》讥之曰'先祖为之而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无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军。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复古,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未还,非天意也。”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

终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终又上书自讼,即日贳出,乃得与于白虎观焉。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时,太后兄卫尉马廖,谨笃自守,不训诸子。终与廖交善,以书戒之曰:

终闻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何者?尧、舜为之堤防,桀、纣示之骄奢故也。《诗》曰:“皎皎练丝,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谓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杀太子母弟,直称君甚恶之者,坐失教也。《礼》制,人君之子年八岁,为置少搏,教之书计,以开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经典,以道其志。汉兴,诸侯王不力教诲,多触禁忌,故有亡国之祸,而乏嘉善之称。今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岂可不临深履薄,以为至戒!黄门郎年幼,血气方盛,既无长君退让之风,而要结轻狡无行之客,纵而莫诲,视成任性,鉴念前往,可为寒心。君侯诚宜以临深履薄为戒。

廖不纳。子豫后坐县书诽谤,廖以就国。

终兄凤为郡吏,太守廉范为州所考,遣凤侯终,终为范游说,坐徙北地。帝东巡狩,凤皇黄龙并集,终赞颂嘉瑞,上述祖宗鸿业,凡十五章,奏上,诏贳还故郡。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永元十二年,征拜郎中,以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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